日本新年号令和之一个中国人的平成时代

　　最近应日本出版商的约稿，开始用日语写《一个中国人的平成时代》，主要写的是我自己旅居日本30多年的潮涨潮落，起伏跌宕，虽然这个出版策划触及了我久违的写作冲动，但实际上，又觉得这么早写自传，是否有点儿用力过猛。于是，搁笔细想，反倒觉得又吉直树的小说《火花》的人物安排挺合理的，自传不是自己写，而是请别人写，这个套路至少可以避开自我陶醉之嫌。世上的一切但凡能退后一步，即可海阔天空。光这一条，对我个人的教诲而言，也许恰恰就是平成时代留下的印记之一。

　　这事情说起来也巧，平成30年，正好嵌入了我个人旅居日本的生涯，非常完整，即视感超强，乃至有太多的细节让我不忘。我的平成30年每10年一回大转折，而且，每回都是顺势而成，并没有那种被“打了鸡血”的突飞猛进。平成元年开始做鱼虾生意，一直发展到了远洋渔业的贸易。平成10年作为日语作家出道，同一年日语处女作获得了文学奖。平成20年应邀在日本的大学当教授，整整10年，送走了平成30年，同时也迎来了新年号令和。下面有三件小事记述一下，作为每回大转折的细节，专此与平成时代看齐，其余并无什么深刻的含义。

　　第一话平成时代的开幕没有掌声

　　易学国际教育分享：1989年，平成年号发表的那天应该是1月7日，我记得天气很灰暗，天上有乌云，但是雨好像没下来的样子。因为新年号“平成”是在昭和天皇驾崩的同一天公布的，所以当时的日本人并没有欢庆雀跃，跟这回2019年4月1日新年号“令和”的公布完全不一样。时隔整整30年，同样的日本人竟然表现出两个极端，一个是肃静，不吭声，默默地跟随时代前行。而另一个是喜悦，忘形，争相发声，尤其是各大报社在街头发放“令和”号外时，平时讲规矩讲礼貌的日本人竟然也大肆争抢号外，不少人还爆粗口。以上两个现场，我都是亲眼看到的。平成年号公布时，我还在东京的筑地鱼市场打工，几乎所有的商贩，还有日料的厨师，没人拿“平成”说事，每人都在忙活自己的事情，挺安静的。也不知为什么，其实我对30年前的那个瞬间记得很清楚，反而对“令和”公布时周围的乱哄哄却不屑一顾。

　　平成年号公布的当天晚上，我在银座的一家酒吧与筑地鱼市的日本商贩一起。大约有半年多的样子，我一直住东银座的简易公寓，每天骑自行车在筑地鱼市之间穿梭，与鱼市上的人自来熟，几乎混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我的每一天犹如从汉语的孤岛出行，奋臂遨游于日语的海洋之中。我起先留学去的是日本关西地区，所以刚到东京时不习惯，有时听不懂对方说的话，索性死盯着对方的嘴型猜。结果，我发现东京人发音说“SA”时的嘴巴是噘起来的，很突出，跟关西人说“NE”时的嘴型变成一条线有一拼。于是，我突发奇想，一直觉得东京人是河豚，嘴巴鼓鼓的，而关西人是牙片鱼，嘴巴扁扁的，而且，这个奇想一直到今天都没改变。总之，当天晚上与日本人喝酒聊天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拿“平成”年号说事，平成时代的开幕似乎是没有掌声的。

　　第二话“平成年这才开始，中国就超过了日本?”

　　平成8年的夏天，我辞去了当时所供职的综合商社，第二天去了当地的就业协助中心(HELLOWORK)，为的是申请半年的失业保险，这部分金额按照辞职前最后一个月工资的70%核算，期限是半年，其目的是为了申请人能够找到下一份工作。我当时辞职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过去从事的远洋渔业的贸易发生了变化，原来把鱼卖给日本的中国渔民开始卖到了价格高腾的中国国内，不再销往日本了。这个变化来得很突然，大约是在1992年(平成4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不久，很多日本商人非常吃惊，他们跟我说;“平成年这才开始，中国就超过了日本?”当然，这个变化对我影响不小，因为最擅长于销售给日本人的本领无法发挥，而中国的购买力与我又无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工作的干劲上说，我的热情已经减半。另一个原因是10年从商的经历，尤其是天天与各行各业的日本人一起度过的岁月让我获得了太多的直接感受，很想把这些经历写出来。同时，我也想好了，既然要写，干脆使用日语直接写。失业后，时间上自由了，于是开始整理自己去过的日本各地的资料，这时，我才发现日语更适于描写平静的日常，而不太适合过分渲染的那类描写。于是，我避开了激荡10年的从商经历，忍痛割爱，反而把自己的日语写作全部用在了各地采风的观察与体悟上，波澜不惊，平坦如水。平成10年4月，日语处女作《日本虫眼纪行》获得第28届蓝海文学奖时，《周刊文春》刊载了文学翻译家池内纪的评论;“一个中国人修正了自己容易膨胀起来的想像力，反而作为一条聪明的虫子，从树叶的背后死盯世界不放。”

　　第三话我卖鱼还卖了很多

　　平成19年是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年，当时作为日语作家，经由出版社的安排到日本各地讲演售书的次数明显比其他年份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奥运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而且也是举办国让全世界知道的最佳机会。当时，不论到哪个会场，日本读者都热情地跟我说;“中国真的了不起。”作为中国人，在日本当日语作家，除了版税之外，其他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杂志定期的连载以及出版社策划的讲演签售会，还有应邀到电视节目上当嘉宾等等。这些活动也都是出版社的外宣部门安排的，当然有关出场费的交涉也是由这个部门管控的，这个模式其实有点儿像经营艺人的演艺公司。平成14年，这个部门的编辑告诉我她从日本交通公社(JTB)拿下了一个订单，邀请我作为日语纪行作家去旅行，然后写出日语文章即可。我听了挺高兴的，于是急忙问她;“我们去哪儿呢?”她当即说;“中国”，听上去，她显然比我还要高兴。那年的中国旅行令人难忘，一是因为在杂志上的新连载已经确定下来，二是整个旅途上一直都用日语写文章，有时甚觉自己写的是别人的感想。双语写作有时会带给作者一些奇妙的思路，并不是按套路出牌的。旅行结束后，同行的日本女编辑说：“这回虽然是我第一次到中国，但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中国，我要学汉语，将来要去中国生活。”她这一段话连续说了三回中国，这是我所认识的日本人当中燃点最高的人，不仅如此，而且没过多久，我就听说她辞退了出版社的工作，单身一人去了中国。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我陆续收到日本一些大学的邀请，问我是否愿意当教授，讲授我所观察与描写的日本文化。我当时开玩笑说：“我在日本连留学的学业都没完成，卖鱼还卖了很多年。”但对方说;“这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丰富的社会经验。”不可否认，平成时代的日本教育也发生了变化，至于如何变化的?往后得空儿也可以写写。平成20年4月，我在日本的大学当上了教授，给日本学生，还有各国的留学生讲授日本文化论。经过了整整10年，从我这里毕业的日本学生有的当上了外交官，有的已经在香港的大学任教，而中国留学生们有的已经回国创业，有的留在了日本继续在职场打拼。我主编的《在日本》杂志书系的老板就是我的学生李渊博君，他是我在班上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平成年就要结束了，令和年即将开始。我今天从大学的毛丹青研究室直面窗外的大海，心潮澎湃，回想自己走过的属于我的平成年，有很多故事说也说不完，专此牢记在心。